杜近芳:为艺术繁荣贡献力量

        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在国家艺术院团的浓厚艺术氛围中，我得以积极投入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与同仁们一道书写新中国京剧艺术发展的新篇章。

        不能忘怀，作为京剧艺人，是新中国的成立，把我从旧社会封建把头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我出生在旧社会，由于家境贫寒，打小就被“写”（卖）给杜菊初，靠唱戏赚钱生活。但我连给父亲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响应党的号召，加入国家剧院，当时剧院的马少波院长和我的两位恩师——王瑶卿先生及梅兰芳先生一起，与杜菊初谈判。三位先生当着我的面，帮我把那份不平等的契约烧了。由此，我真正地被解放了，获得真正的人生自由。我为能成为这个新社会的一分子而感到无比自豪和欣喜。

        不能忘怀，在抗美援朝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随团跨过鸭绿江慰问最可爱的人。我为自己能以文艺为祖国战斗而感到无比骄傲。从一开始怕听枪声的旦角小姑娘，到后来主动向志愿军领导请缨上战场的“准军人”，我都惊讶自己在前线的变化。我能在黑暗中打背包，我能在缺氧的恶劣情形下睡山洞，我能几十天和衣而卧，我能在唱着《拾玉镯》时遇到敌机轰炸掀起戏装盖住闪亮的头饰匍匐隐蔽……其实我知道自己的变化从何而来——正是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精神激起了我强烈的报国心。战火中的这段经历永生难忘，影响着我、激励着我，使我一生坚守理想，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不能忘怀，正是因为新中国蒸蒸日上，我才能多次作为新中国艺术团的成员出访国外，展现新中国的形象，为新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友好交往作贡献。1955年，我参加第二届西欧国际艺术节，和团友们用八个月的时间出访当时尚未建交的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用中华艺术传达我们的情感、信仰和理念，使许多外国朋友了解崭新的中国。1960年，出访拉美四国，我们艺术团的成员坐在贵宾席，亲眼见证古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64年，我带了《白蛇传》大戏访演巴黎，因法国观众的热情，谢幕十几次。我们艺术团的成功演出为中法建交这一历史事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不能忘怀，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下，在国家艺术院团的浓厚艺术氛围中，我得以积极投入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与同仁们一道书写新中国京剧艺术发展的新篇章。我不但积极继承王瑶卿、梅兰芳两位大师的艺术，整理演出《玉堂春》《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宇宙锋》《穆桂英挂帅》，还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与叶盛兰、李少春、袁世海等艺术家同台合作，创演《柳荫记》《白蛇传》《谢瑶环》《桃花扇》《西厢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几十出剧目，许多舞台艺术形象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与认可。在良好的艺术氛围中，我根据自己的条件，突出展现古典美与女性美的艺术气质，极力拓展京剧旦行的表现力与艺术内涵，积极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特色与风格，为推动京剧旦行表演跨入新的艺术境界作出努力。

        “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这句话，也可以概括我一生的艺术实践和追求。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拿我们国家京剧院来说，软硬件条件跟现在没法比，但是我们有一股创作的火热劲头。1958年2月，我们创演京剧现代戏《白毛女》，李少春先生饰演杨白劳，袁世海先生饰演黄世仁，我饰演喜儿，叶盛兰先生饰演王大春，雪艳琴先生饰演黄母。演出轰动当时的文艺界。4月，我们又首演新改编的轻喜剧京剧《桃花村》，我饰演梅香。紧接着我们又首演现代京剧《林海雪原》，我们“李袁叶杜”都是主演。随后，又首演欧阳予倩先生改编创作的京剧《桃花扇》，我饰演李香君，叶盛兰先生饰演侯朝宗。这出戏也成为我的代表作。当年年底，我们又开始排演由田汉先生改编创作的京剧《西厢记》，张君秋先生饰演崔莺莺，叶盛兰先生饰演张君瑞，我饰演红娘。所以，单1958年这一年，我们在完成各项演出工作的同时，还创作了五台新剧目：两台京剧现代戏、两台古典名著改编剧和一台传统剧目改编剧。现在回想起来，我仍为我们当时的创作激情感到自豪和欣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我舞台生活八十年。我已经八十七岁了，还能做点什么呢？这是我这几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我想我要把前辈传给我的京剧艺术、我艺术人生的经验传下去、留下来。所以，这两年我又收了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四个八〇后、九〇后学生，我要教她们直到教不动为止。我还在青年学者的帮助下，整理出版我的回忆录。我要为后来者留下点艺术人生的经验教训，希望能有益于他们。

        我衷心地祝福新中国七十华诞。我爱她——我的祖国。我要为祖国的艺术繁荣奉献我毕生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