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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艳玲 “戏是我的天”
国粹京剧   2019-03-09 09:13:01 作者:郭海瑾 来源:人民政协报 文字大小:[][][]

    “戏是我的天”

裴艳玲

裴艳玲

 裴艳玲新编京剧《赵佗》

裴艳玲新编京剧《赵佗》

 昆曲《夜奔》,裴艳玲饰演林冲

昆曲《夜奔》,裴艳玲饰演林冲

 1960年裴艳玲在《宝莲灯》里饰演沉香

1960年裴艳玲在《宝莲灯》里饰演沉香

        她5岁登台,9岁挑梁,13岁唱红。她戏路宽广,文武皆备,唱念做打俱佳,京梆昆乱不挡;她高亢嘹亮的嗓音,行云流水的行腔,干净利落的动作令人拍案叫绝,虽已古稀之年,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她曾三度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以及上海白玉兰奖特殊贡献奖、文华表演奖、中华艺文奖等奖项;她因《钟馗》《哪吒》《武松》《夜奔》《宝莲灯》《响九霄》《赵佗》等被人们熟知,她就是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本期口述纪事版邀请裴艳玲讲述她的戏剧人生。

    我就是在后台长大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与戏有着不解之缘。

        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在后台长大的。我的父亲裴聚亭是唱京戏的,母亲唱的是河北梆子。从小,我跟父亲生活在天津,也便跟着他去演出。一岁半的时候,我就记得演出的后台真是好看得不得了。那时候,最爱看的也是旦角戏,觉得她们头上戴的特别美,甚至还学了一出《红娘》,半出《玉堂春》……也许正是那时候这些深印心中的记忆,让我不停追寻,直到成为我今后一生所要追随的事业。

        4岁半之前,我的童年生活就是“游戏”于广阔的后台。每天只有等戏班下了戏,前台才成为我们小孩子的世界,台上练功夫,划定各自的区域,比赛扫腿……成为我们的日常必修课。4岁那一年,我父亲和母亲就在同一个剧团里演出了,这个剧团不仅唱京戏,还唱梆子。记得一次,父母带着我到山东演出,演的是梆子戏《金水桥》,演秦英的演员临上场前得了急性盲肠炎,无法登台。但是,水牌都挂出去了,怎么办呢?就在大家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我说“我来演吧”。就这样,我便登台了。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接演一些“小活儿”了——《金水桥》的秦英、《三娘教子》的薛倚哥等。到了5岁,我就开始偷着练功。有一天,被我父亲撞见,一看我练功,就急了:“可不能干这个,太苦了!”但是我喜欢,只要他不注意,我就学,我父亲平时唱的《虹霓关》《柴桑关》《嘉兴府》这些小武戏,我耳熟能详。一次,无意中就学了《柴桑关》。大人们就说,“这孩子挺好,来一出吧”。后来便给我扮上了,穿了一件我母亲的白色大襟袄,从中间一豁,像一个小白箭衣。这一唱就收不住了,一下子上瘾了,《柴桑关》《汤怀自尽》《追韩信》《徐策跑城》都成为我学习的目标,一直唱到7岁,才开始练功。

        父亲也不再阻止,甚至还给我请了老师。我的第一个师父叫李崇帅,是山东济南府小富连成科班的,李大爷跟我父亲关系很要好,所以后来成了我的师父,我还依然喊他为“大爷”。我想,父亲之所以找李崇帅先生做我的师父,可能是因为他会的戏太多了吧。在我9岁的时候,先生已经给我说了几十出戏,《群英会》《借东风》《龙凤呈祥》《伐东吴》《柴桑关》《哭灵牌》,包括猴戏《安天会》也说给我,他经常说“这个戏你要学,它是练白话的”。甚至《一捧雪》《长坂坡》他也会,全都讲给我。

        那时候拜师很简单,我没磕头,先生也不到我家吃饭,好像只喝了一杯茶,我父亲又跟先生说了句:“大哥,这个孩子我就算托给您了。”就这样,我算拜了师了。

        真正叫“师父”的是崔盛斌先生,他是当时著名的大武生。事情还要从我9岁那年说起。跟着李崇帅大爷学了两年戏后,便出去演出了。去的第一个地方正是“京剧窝子”——山东济南,家家户户都爱听京剧。记得第一天演出的时候,李大爷没有到,我父亲只好带着我去了,但他又说不了文戏,怎么办呢?我就自告奋勇,从《群英会》到《借东风》再到《伐东吴》,最后是《龙凤呈祥》,全部都是我说的,因此一下成名。

        红了之后,转战河北,到了束鹿县。束鹿县也是个“京剧窝子”,很多年没有断过剧团演出,唱的还都是京剧,后来也因此进了束鹿县京剧团。这一待,就是三年。到1959年,我12岁,便开始带团到天津演出了。

        演了一个月,红透了整个天津。崔盛斌先生注意到了我,他想收我,但不能教我,因为他说,“她学我的戏不合适,我不能毁了这孩子”。他看了我唱的《群英会》《借东风》和《甘露寺》,就执意要收了。他很有名,也很有影响力。他看我的情况,觉得光在天津还不行,还要跑上海、武汉等,得到这些地方观众的认可,那才能成“角儿”。于是,我父亲一听有道理,又是一位名家要收,自然愿意。就这样,他便成了我行过拜师礼的师父,也是我的第二位授业恩师。

        也正因此种种,1960年,我调到了河北省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后改称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开始转行河北梆子。也因如此,这之后,我父亲心中一直有些“不满”:“我们这么好的孩子,打小就培养,是唱《群英会》《借东风》的主,现在让我们唱小梆子,这不难为人吗?”当时,一听到大胡琴的梆子我也头疼,但没办法,只能听从安排,转唱河北梆子。

    我真正的灵魂、真正的生命是在舞台上

        记得那是1960年正月,按照省里的要求,父亲带我去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报到。其实,之前是不知道要改唱梆子的,等到了剧团才知道,当时就想一走了之。但是省级大院团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我之前唱的是京剧,如今要改成梆子,从发音方法、技巧上就有很多差别,因为以前受过严格的训练,武功也扎实,还唱过一些昆曲,于是我就分到了武生组。

        也许是天意,但今天看来更是缘分。在这里,我遇到了对我一生都很重要的人——郭景春。他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如今的伴侣。郭老师早年从师于李兰亭,在当时北方戏坛名武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那时,为响应省里号召,在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担任教师。之前,就听父亲说过郭老师的戏,没想到在剧团能见到他,很是兴奋。从那时候起,在郭老师的教导下,便学会了《八大锤》《夜奔》《石秀探庄》等名戏。这一年6月,剧团便推出了以郭老师任武打设计和排练教师的新戏《宝莲灯》,我饰演沉香,一炮而红。

        也是在1960年,中央首长还特意看了我演的《闹天宫》《宝莲灯》以及《八大锤》,基本上认定我是梆子剧种的女武生,其实我是老生坐科,只是出名在武生。可是,我的嗓子还是够不着梆子的腔,没办法跟梆子接轨。唱了4年后,就开始演现代戏了。“文革”期间,样板戏盛行,女的不让演男的,我就没戏演了,甚至还一度改了行。

        “文革”后期,对于28岁的我来说,心态上有很大变化,因为年龄原因,我都想“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了。自己便跟自己较劲,我没有武生的嗓子,那偏要唱一唱试试,就把《哪吒》《钟馗》《南北合》等按京剧的板式往里套,套了一出又一出,发现还真是别有一番韵味。

        1982年,我正在拍戏曲电影《哪吒》,这是河北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的,说要给我一个(演出)团,后来这个团也跟随我参加了1986年香港第一届艺术节,当年《哪吒》制作完成,一经上映,观众就被吸引了,火遍大江南北。

        其实,《哪吒》《钟馗》《火烧连营》这些都是改良的梆子。比如《火烧连营》,前边“黄忠带箭”,我还可以唱梆子,一到关兴就唱京剧了,到“哭灵牌”更是京剧。《甘露寺》更是改良的梆子,前面只能唱京剧,没有梆腔。即便是《夜奔》《闹天宫》《蜈蚣岭》唱的也都是昆戏。我从1985年到1989年这几年间,到哪儿演出基本上都是京剧、昆曲和梆子,一直这么唱。

        记得有一次我去台湾,就有记者问:“裴老师您唱的是梆子吗?”一下子就把我问住了。我想了想,回答他:“我唱的是‘京梆子’,不是纯梆子。”我只能这样回答。确实,老梆子不是这样的,韵味也不一样。这些年下来,应该说跟京剧断断续续,藕断丝连,也不能离开它,离开它我没有戏码。《南北合》算是例外,那是老梆子味。其实,对于梆子来说,我一直没有师父教,都是自己的琢磨和感悟。

        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拍了几部戏曲电影,但戏是我的天,我仍以舞台为主,以舞台为生。我真正的灵魂、真正的生命是在舞台上。

    回归京剧,原业归宗

        1997年7月,河北省京剧院裴艳玲京剧团挂牌成立。在河北梆子领域历练了37年的我重新回归京剧,原业归宗。

        回归京剧,不仅是我的愿望,还是我父亲最希望看到的,可惜他一直没有等到。如今回到京剧,我更是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每出戏要有所进步,有所创新。

        排《哪吒》,我学会了耍彩带、大藤圈、锤、九节鞭等。九节鞭我是跟河北的一个体育冠军李春来学的。教完我后他很得意,把九节鞭送给了我。拍电影时用的就是他送我的九节鞭,直到现在九节鞭还在家里挂着。

        排《钟馗》前,我不会拿毛笔,不会写毛笔字。那段时间,只要见了书法家就让人家写“一杯梅花一树诗”那四句诗,我看人家怎么写,怎么布局。直到见到娄群儒先生,我取法了他的版本。为了写好那28个字,每到一个演出点,我都带着一张板子,下了戏之后我就在屋里练。这样,排《钟馗》,我就能写好了。

        排《赵佗》,我又学了打鼓。小的时候,我学过《击鼓骂曹》,唱念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是“阴阳锤儿”,手不好使,这个戏始终就没唱。在束鹿县京剧团时,我看过孟幼冬唱这出戏。她这出戏特别好。我也想唱,就是我击鼓不行,我父亲不让我唱。我就觉得,怎么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呢,就没完没了地练。包里经常带着鼓锤,时间长了,还把包顶了个窟窿。

        要想达到目的,就要锲而不舍地努力,就要老想着它。其实我学打鼓,25年前去米兰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没事就敲。那时候还不行,怎么敲也不行,练它需要功夫,还挺难的。一般人有一只手好使,另一只手不好使,力量一只大一只小,所以我管它叫“阴阳锤儿”。练了很多年,不得法。后来我就下决心,拜“小字辈”为师,跟我们院的鼓师学。一天教我一个点儿,一个星期我努力学才能记住三个点儿,一段“夜深沉”,学了差不多两个多月,每天回到家还要复习。两段鼓,一直学到2013年我去杭州讲学,每天上午还要坚持练习一个小时。在饭店里,把枕头、毛巾、毛巾被一铺,我就开练。到排演《赵佗》时,这两套鼓就用上了。

        我经常说“加法”和“减法”,自己进步与否自己是最清楚的。有一次,我看电视上播出苏州评弹,各种流派都有,我一直听到完。它只有两件乐器:一把三弦,一把琵琶,觉得真好听。有时候乐器少了更好听,讲究。演员的输和赢,很显然。在唱念做打方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每戏一得”还是“每戏一失”,这都是我在排《赵佗》时一直在琢磨的。这出戏里用上了一直学习的打鼓,因为我是干这个的,我就要对得起这份职业。我想,这就是艺术家所追求的东西。

        传统是一个大宝藏,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宝库。传统的东西要当宝贝一样爱惜。在恢复传统这部分时我想,我仍然还要努力。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差不多了,但一到进入创作的时候,又觉得什么都没有似的。新的剧目是要排,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要有,这也是追求。但这个东西必须是很自然的,是功到自然成的。因而,功夫需下在平时,要苦心钻研,认真对待,只有这样,出来的东西那才叫新东西,那才叫属于自己的。只有尊重传统、热爱传统、吃透传统,消化完了长出来的东西,那才是最强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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