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在天津的京剧舞台上，崛起一位年仅13岁的新秀，他以小小余三胜作艺名，常演《定军山》、《阳平头》、《洗浮山》、《骆马湖》等谭（鑫培）派名剧，倍受观众青睐，后来自成一派，并且成为京剧第一代四大须生中的一位，为京剧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他便是京剧初兴时期著名老生余三胜之孙、著名旦角余紫云之子余叔岩。余叔岩以继承谭派成名，但他不拘泥于谭派，尤其在声腔方面别具一格。他发声略带沙音，却清醇圆润，旋律低回流畅，令人回味无穷。时人称他是新谭派,后人则誉之为余派。遗憾的是他刚进入中年即体弱多病，40岁以后不经常登台露演。
为了让更多的京剧爱好者有机会欣赏余叔岩的演唱，1931年，长城唱片公司邀请病中的余叔岩灌制唱片，余叔岩欣然同意。双方商定共灌制4张8面唱片。那时唱片的制作工序是录完音先做铜版模，再用铜模印制胶木唱片。当余叔岩录完《打渔杀家》、《打严嵩》的唱段后，制成了铜版模，每面一段唱。由于工作人员失手，刚刚做好的铜版模掉在了地上，捡起来一看，版面出现两道裂纹，直延伸到片心处。因为余叔岩的身体欠佳，技师不好开口要求他重录,唱片公司老板以侥幸心理用此模轧出几张样片，唱片上留有轻微裂痕，放音试听时发出不规则的嗒嗒声。应约前去试听的唱片商们不约而同地叹息说：演员唱得是真好，可惜新唱片像裂片，只恐销售不出去。
1939年，余叔岩做完膀胱癌手术不久，身体正在恢复期，国乐唱片公司老板便盛情邀请他灌制唱片，并许诺灌制的唱段由余叔岩自选，何时录音，听凭余叔岩安排。唱片公司对余叔岩灌唱片之所以如此宽厚，一是因为此时的他艺术造诣已达炉火纯青，在南北各地声誉颇隆，唱片出版后能有好销路；二是考虑到余叔岩的身体日渐衰弱，抓紧为他灌唱片有可能成为一代名家的绝唱。余叔岩答应视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他先自选了《沙桥饯别》、《打侄上坟》、《伐东吴》等剧中唱段，灌制唱片两张四面，若身体允许，随时续录。
录音时，身体孱弱的余叔岩竭尽全力，一字一腔稍不满意即行重唱，决不马虎。所以，灌出的唱片质量空前。听过的人无不认为这是余叔岩登峰造极之作。一些唱片商不仅对他的演唱赞叹不已，更为他对艺术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与唱片公司磋商后，决定在余叔岩灌制的这两张唱片的片心使用红字、金色，即后人所称的金唱片，并在唱片上注明余派硕果四个字，作为唱片公司授予他的最高荣誉。当年，中国戏曲演员在所灌制的唱片上享此殊荣者，余叔岩为开天辟地第一人。
出完这两张唱片，唱片公司要求余叔岩在身体保养一阵后，继续灌制《盗宗卷》全剧。余叔岩指着自己的腹部说，手术后丹田气不足了，恢复恢复再说吧。不想此后余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再也没有气力去唱片公司录音出片。
1943年余叔岩与世长辞。他一生出版的唱片共18张半。所幸，解放后上海唱片公司将这些唱片全部翻录成密纹唱片公开发行，使余叔岩的演唱艺术在海内外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早年间，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所唱西皮慢板，有两句唱词是“评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和“东西战南北剿博古通今”，很明显，“保定乾坤”与“博古通今”词序颠倒过来才属合理。可是，因为享有伶界大王美誉的谭鑫培就是这样唱的，所以一直这样沿传，无人肯改。1917年谭鑫培谢世后，高亭唱片公司于1924年为谭鑫培的弟子余叔岩灌制了《空城计》唱片，余叔岩虽然是以新谭派作标榜，他却对乃师亦步亦趋，对这两句唱词未作任何调整。唱片面世后影响相当广泛，这就更没有人怀疑这段唱词有不恰当之处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马连良再演《空城计》，从电台录音可以听出，“保定乾坤”和“博古通今”两词掉换了位置，变成“论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东西战南北剿保定乾坤”。此后，凡演出这出戏者无不效仿此种唱法。据此，京剧界均认为第一位调整这两句唱词词序者为马连良。
而事实并不像社会传闻那样。因为在马连良之前，谭鑫培的门婿王又宸就已经对这两句唱词作了颠倒，现有1925年胜利唱片公司为王又宸灌制的唱片为证。这张唱片的版号为43708A。解放后，中国唱片社还出版了复制的这张唱片。王又宸的录音比马连良的录音早了几十年。遗憾的是谭鑫培逝世后，以新谭派为号召的余叔岩出版的《空城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以旧谭派为号召的王又宸所灌制的《空城计》,虽然在唱词方面作了符合戏理的调整，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好在这张唱片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