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盆记》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鬼戏，倘若按照案件发生的时间推算，距今已近990年。
有人也许会笑：一出杜撰的剧目罢了，也值得做出如此精准的考据？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了解中国戏曲史的人都知道“鬼戏”是中国戏曲艺术的一个庞大的家族，历史久，剧目也多，《乌盆记》论情节之恐怖，未必比得上《探阴山》；论罪案之诡奇，未必比得上《九更天》。缘何《乌盆记》的名气反而远远超过其他剧目，被奉为“中国第一鬼戏”了呢？
《乌盆记》的撰写者是元代一位不知名的戏剧家，最初名叫《叮叮当当盆儿鬼》，单从名字上看，让人感到一种邪恶入骨的童趣。经过后来历代戏剧家们的改造，名字变成了《乌盆记》，也叫《奇冤报》或《定远县》，故事情节改动不大：南阳缎商刘世昌结账回家，行至定远县，天降大雨，他只得借宿窑户赵大家。赵大夫妇见财起意，在酒里下了耗子药，将刘世昌毒死，又将尸首剁成肉泥，掺在泥里烧成乌盆。三年后，打草鞋的老人张别古向赵大索要欠款，赵大将乌盆抵押给他。刘世昌的冤魂随张别古回到家中，现身请他代为鸣冤，张别古带着乌盆找包拯告状，最终为其雪冤。
一部好的恐怖小说或惊悚电影，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欲罢不能，很大程度上在于“贴近生活”，有真的出现或发生的可能，而《乌盆记》在古代，毫无疑问比之《探阴山》或《九更天》更具现实性：孤身一人，行走在无垠的荒野上，沿着车辙或兽迹前行，暮色向晚，四野一片沉寂，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别无它响……坐在戏台下的观众们，很容易就会想起自己曾经的漫漫旅途，或者在古代一旦失踪就杳无声息、万难寻觅的亲友，联想起他们可能死无葬身之地的惨况，不禁毛骨悚然、涕泪齐下。
更何况，此戏的故事背景颇有可供索隐之处。比如开头提到的案件发生时间，应当是在公元1026年，这是因为包拯审理此案是在任定远县令期间。包拯二十七岁考上进士，之后，先被朝廷任命为大理评事，后又被任命为建昌知县，因不愿远离年事已高的父母，辞官归家，很快朝廷让他出任和州的税官，接下来受龙图阁直学士刘筠的举荐担任定远县令，时间是宋仁宗天圣七年（即1029年），任期一年。虽然包拯的职务屡迁，然而所到之处，政声彪炳。明朝嘉靖年间知县高鹤《重修定远县志》中这样评价道：“（包拯）尝为定远令，公廉正直，明信威严，事除积弊，宿吏胆破，听断烛隐，豪右敛迹。以忠信义教民，政绩彰闻……”而据《乌盆记》涉案人的陈述，受害人刘世昌的遇害是在“前三年”，由此不难推理出发案的确切时间。
还有一个令《乌盆记》成为“第一鬼戏”的原因，也不可不谈，那就是太多的历史文化名人“关照”过此戏。
《乌盆记》情节跌宕、唱腔优美，刘世昌化鬼后，头戴轻纱，身穿皂衣，双手下垂，形象既可怖又凄恻，许多著名老生演员都曾经竞相演出，其中最著名的是谭鑫培。谭鑫培一生灌制了七张半唱片问世，均为百代公司承制的宝石针唱盘，其中就有《乌盆记》。谭鑫培的《乌盆记》师法四喜班的头牌老生王九龄，采用了大段反二黄，唱腔流利婉转，且多走低音，更适于表现冤魂哀苦无告的情境。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曾请英国使团听谭鑫培演唱的《乌盆记》，席间，慈禧问英国公使是否听得懂，公使回答说：“戏词没听明白，但从演员悲婉的唱腔中，感觉到一个幽灵在哭泣。”可见谭老板演出的刘世昌之传神。
1950年7月，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为主任的“戏曲改进委员会”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颁布对12个传统戏曲剧目的禁演决定，其中就包括《乌盆记》。《乌盆记》遭禁的原因是“舞台形象过于恐怖，宣传了迷信思想”。1957年上半年，为了阐述百花齐放这一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大方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了《乌盆记》。他说：“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正是在这样开明、开放的文艺思想的影响下，1957年5月，包括《乌盆记》在内的禁演剧目全面解禁，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乌盆记》依然没能上演，直到1986年，文化部才发文指出，《乌盆记》可以按照29年前解禁时的要求，“适当修改后恢复上演”。
《乌盆记》在中国戏曲舞台的“重现”，是近十几年来的事情，影响最大的当数马志明、王佩瑜和邓沐玮等名家联袂演出的“混搭版”，别具新意……说到这里，还是应了梨园行的老理儿，一部戏要想传世，三样不可少：一曰本子好，二曰名角多，三曰高人捧。《乌盆记》问世这几百年来，本子好自不必说，难得的是无数的名角在演、无数的高人在用各种方式令其引人瞩目，想不成为“第一鬼戏”都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