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是特殊的一年。那一年，开启了两岸文化交流的“破冰之旅”。当时两岸时隔40多年没有进行文化交流，直到这一年，北京京剧院带着多位京剧名家赴台演出，成为大陆第一个赴台的文艺团体。
那一次演出活动，是盛况空前的，几乎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戏曲表演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多是台湾观众所熟悉的京剧世家的后代。有我的父亲谭元寿，还有梅葆玖、叶少兰、张学津、李长春、裘少戎、马小曼、杨少春、马长礼，当然也包括我。那次演出活动，记得开场戏是《龙凤呈祥》，接下来就是各个流派剧目的轮流演出。我父亲演谭派剧目，张学津演马派，梅葆玖演梅派……就这样，每天一个流派。
那可是隔绝了40多年啊！台湾观众是如此地渴望大陆京剧团去那里，所以观众热情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真的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当时在台北的中山堂演出，除了每天观众爆满之外，还有当地政要几乎每天都到现场观看。当时还健在的蒋纬国、张学良、陈立夫几乎场场必到，还有郝柏村先生。他们还请演员们吃饭。这些人在大陆时就看过这些戏，了解这些流派和艺术家，所以虽然40多年过去了，却没有那种时间所造成的疏离感，反而是更加亲切。记得那一次，蒋纬国先生送了我一条领带，领带的花纹就是“纬国”二字的英文缩写，我一直珍藏着。陈立夫先生送了我一幅字，因我名字中有一个孝字，所以他写了：“孝者，天之地，人之情也。立夫，九十有二”，我很感动。
有一件我到现在还记忆尤深的事情，就是那一次演出，无论是蒋纬国还是张学良请我们这些演员吃饭，都是他们私人掏腰包，自己去买单。到剧场看戏，也都是他们自己买票。他们有的喜欢坐在第一排，有的喜欢坐在边上，几乎场场都是固定的座位。无论来看演出，还是来吃饭，身边也不带着随从，像是跟家人在一起一样。
记得蒋纬国先生在吃饭的时候，亲口对我们说：因他曾在国外留学，所以过去他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多一些，他在家的时候喜欢弹钢琴、拉小提琴，但是蒋介石对他说：你得喜欢京剧，不喜欢京剧，你就不是中国人！所以他才开始慢慢地接触京剧，进而喜欢上了京剧。我们的那次演出，他也几乎场场必到。
当地的观众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现在常将某地某处独特的风景称为“一景”。在台湾，也有这样独特的“一景”。台湾当地民众对大陆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们不但在演出现场表现出非凡的热情，报以热烈掌声，直到演员谢幕多次也不肯离去，而且很多观众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每晚都在剧场出口处候着，他们在那里等候并不是为了要多看演员一眼，或者合张影，那么他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走出来一位演员，他们就会问：“您今天有没有安排？能请您吃宵夜吗？”真是见一个，问一个。有的是几个人一起问，有的是几十个人一起问。这真是当时每晚演出的独特“一景”，让人难以忘却。
我们去商场买东西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会突然跑来一个人，问：“您是大陆来的？”我们答：“是！”对方非常平静自然地说，我来买单。他们还会随和地问问，您贵姓啊？这种热情实在让人措手不及，但值得细细品味。我当时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啊，隔绝40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地面对面的交流，更没有戏曲同行去台湾演出过，这时候，突然祖国大陆来了人了，他们会觉得，也说不上这些演员所在的哪个省市，哪个地方，就有他们的亲人。是的，他们是怀着满腔的热情，完全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他们希望你和他吃一次饭，他们希望能为你买点东西，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欣慰，更是一种寄托，寄托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爱。
那次去台湾，我父亲最难得的是见到他40多年未见的师兄弟。这些师兄弟都是当年从富连成科班走出来的，几乎都是元字辈的。1948年的时候，他们去了台湾，40多年未见了，所以这一见，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真的跟过年似的。大家每天集中在我父亲的房间里，买好酒菜，大伙儿盘腿而坐，聊着小时候科班的逸事，彼此都叫着对方的小名儿，说谁曾挨过师傅的打……在富连成学艺的时候，他们曾学过一段歌谣，一次，他们就边拍着板，边唱着当年学过的歌谣。这些已是两鬓斑白的长辈们在一起，却俨如一群孩子般充满童真。他们唱着歌谣，我就给他们录着音，也好像和他们一起穿越时空回到了40多年前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老一辈的人很多都走了，像蒋纬国、张学良先生如今都不在了。去年我们去台湾，有幸再次见到了郝柏村先生，他也90多岁了。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郝伯伯，见面还是老规矩，请吃宵夜。他和我们谈起几十年前的事，谈他怎么看待京剧，谈到我们这些梨园世家的后代，你是唱什么派的，他是唱什么派的，他都能如数家珍。
我的爱人阎桂祥前些年也去台湾与当地剧团合作排了一出《宝莲灯》，是辜振甫创办的辜公亮基金会邀请她去的。为了排这出戏，她在台湾待了两三个月。辜振甫先生生前曾赠送我们夫妇一个他们家族的画报，上写：“孝曾桂祥贤伉俪，辜公亮……”我们知道，辜振甫先生自己就是戏迷，他看戏、唱戏，对于两岸关系和文化交流起到过重要作用。
从1993年到现在，又是20多年过去了。我们说，老人走了，一切会不会变了呢？不久前我们又去台湾演出，演出的场所不再是当年的中山堂了，而是换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剧场。老剧场去了很卖座，那么新剧场呢？大家很有点忐忑。但大幕一拉开，满堂华彩啊！我们的心里安慰极了。现在再去台湾，又是一拨包括我儿子谭正岩在内的新的青年演员，而一拨新的观众也成长起来了，有青年，更有学生。这几年还有台湾观众专门来大陆看京剧，他们对于两岸交流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延续都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现在，两岸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文化交流也不“稀奇”了，可是我们每次去台湾，依然还有观众在后台等着我们。有的是老朋友，有的是老朋友的后代，有的是新朋友，他们还在延续这种“传统”，就那样长久地在后台站着，等着，看着。台湾常常下雨，大伙儿就打着伞，有人手里还攥着好几把伞……此情此景，感人落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