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宝忠与京剧谭派

        京剧形成初期，被称为“同光名伶十三绝”之一的谭鑫培（1847—1917，湖北武昌人），以圆润而含蓄的“云遮月”嗓音，“文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精”的技艺开创“谭派”，是京剧有史以来传人最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其裔孙谭富英（1906—1977），家学渊源又历经梨园磨练，全面继承和丰富发展了其祖表演技艺，开辟出一片“新谭派”天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京剧现代戏《奇袭白虎团》和《红云岗》誉满全国。为此，殷宝忠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铭记恩师谭富英先生的从艺教诲，学戏做人谦恭低调、不从流俗。他将自己数十年所学所悟，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求教他的人，无愧京剧谭派艺术传经布道山东第一人。2007年，殷宝忠被山东省文化厅批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北京绒线胡同的“奎兴斋”

        1924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殷宝忠出生于北京城一个手艺人家，他的祖籍在河北省冀州殷家庄。殷宝忠一生未回过老家，早先家居北京城闹市区的“牛肉弯胡同”，殷宝忠记事时，家就搬到了石驸马大街（“文革”中更名文化路）。在街对面，从西单往南紧挨着“牛肉弯胡同”的是“绒线胡同”。父亲殷曾霞在此胡同里有一间鞋铺，由殷宝忠的哥哥殷永厚的艺名“小奎官”得名“奎兴斋”，金字黑底横匾悬挂于家门檐下正中。

        说起小奎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城戏剧界无人不晓，他自小坐科俞振庭创办的“斌庆社”，为斌字第一科，取艺名殷斌奎，小奎官是他出科后的艺名。他演艺全面，“本工花脸，别的行当也全能应工，且表演得十分精到”。不仅演京剧如此，就连号称是“河北梆子梅兰芳”的王莹仙、“昆曲梅兰芳”的韩世昌，他们进京演戏，也必邀小奎官陪唱一期。那时京剧界异常讲究而且苛刻，串行应工被视为触犯行当规矩。整个京城只有小奎官能应工多行，并容界内默许，应归于他戏剧表演艺术的全面和精湛，以及业内的人缘和口碑。

        小奎官在北京演红了，一天演戏挣的包银可供全家八口人加两个亲戚雇工一个月的花销。殷曾霞认定了此条俯拾仰取之路，明知进科班如同炼狱，仍送殷宝忠去坐科学戏。

        殷曾霞快60岁时才有了殷宝忠，他中等身材，蓄长飘鬚，清瘦睿智，是一位文化人。他毛笔字写得很好，还常被人请去记簿整账，兴致勃然能作几句诗。殷宝忠上小学时，父亲为学校编过一出名为《催租》的短剧，殷宝忠扮演了戏中的“催租人”。父亲人缘好、乐善好施。自从大儿子挣了钱，殷曾霞就从给人打工的手艺人变成了“奎兴斋”店主，从此他不再亲手纳鞋底、上鞋帮了，而把鞋铺经营的大小事情全部托付给了旁人，自己白天到茶馆饮茶聊天。殷宝忠学戏后，他就把全部心思移到了小儿子身上。

    三度上小学，总是“一年级”

        殷宝忠的舅舅家靠着京城翠花街枣树胡同，胡同里有一间私塾，7岁时殷宝忠被送去读书，在那里他学了《百家姓》《三字经》。塾师是位胡姓老者，他的门馆学规极严，动辄打骂体罚，好在殷宝忠能熟练背诵课文，很少挨先生的打骂。后来，他转到“文星小学”读书，与他二姐同在一班，校址是一座旧庙院。

        殷宝忠上学不久，父亲就把教戏的老师请到家中，下午准时等候殷宝忠学戏。教戏老师马斌龙是小奎官“斌庆社”的师兄弟，他教学严谨，殷宝忠唱腔吐字不清楚、不响亮，他就让殷宝忠张开嘴，拿“戒方”（责打学生的木尺）伸到殷宝忠嘴里来回拨弄。上次教过的内容，这次如果唱得不好，他会不高兴，“去！去！去！”把殷宝忠推搡到一边，自己闷头喝茶，半天不理他。后来父亲又请来一位张姓琴师为他吊嗓子、合节拍。还有一位殷宝忠本家的亲戚叫殷庆瑞，不定时地来家教他打把子（武戏基本功）。殷宝忠从小就喜欢看戏唱戏，离西单不远有个“哈尔飞剧院”，是当时京城西部惟一的戏院，院内可容近千坐席，殷宝忠在那里看了很多名角的戏。

        殷宝忠学戏很勤奋，清冷的冬季，早晨天际尚未泛白，父亲就叫他起床，带他去太平湖喊嗓子。殷宝忠喊嗓子劲头十足，喊起来就不愿停下，一个多钟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停下喊嗓后，他赶紧跑回家背书包，在路上买些早点，边走边吃去上学。下午3点放学后，继续练功、学戏、吊嗓子。晚上，父亲常让殷宝忠唱他学过的戏，每当殷宝忠唱起来，父亲总要说：“大声点儿！大嗓儿唱！”白天，遇有熟人对父亲说：“殷大爷，您小儿子在家唱戏，我在石驸马大桥间都能听见。”父亲总是难掩内心的喜悦：大儿子唱红了，小儿子将来也不赖。

        “文星小学”条件简陋，父亲将殷宝忠和他二姐转到了“协化小学”，殷宝忠转学后还读一年级。在“协化”读了一年后，二姐升级了，殷宝忠仍留在一年级读书，老是原地不动，同学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一年级”。父亲极看重殷宝忠学戏，上学读书只是为了拢住他，不让他满处跑，功课不好无所谓，作业可以交给二姐代做，戏学得不好父亲却不放过。对于殷宝忠来说，上学是为了学戏，在几年级读书都无所谓。

    进了“富连成”落入“武行”

        “富连成”科班是一种私学形式的京剧教育，办学延续了44年（1904—1948），共招了七科八班学员，是我国历史上培养京剧艺术人才最多的科班。

        殷宝忠在家“手把”学戏两年后，与他侄子一起由哥哥的把兄弟王连平引荐，来到“富连成”科班学艺。科班老师让他们调了调嗓子就收下了，因为是熟人介绍，所以没有按规矩“写字”（签订生死文书）。他们被排入“元字”班，分别取艺名殷元德和殷元和。

        按照“富连成”的规矩，新入科的学员不能马上练戏功，而是要站在一旁观看数月。学员们在一顶罩棚中练功，殷元德和新进来的则站在一旁观看。看别人做自己练熟了的动作，殷元德有些不耐烦，但是怕挨揍不敢说。直到看了两个多月后，殷元德实在忍耐不住，壮着胆子说出了这些练功内容自己在家已练过。先生没有生气，让他做做看，先生看后感觉还行，这才允许他和大家一起练功。

        在“富连成”学什么行当要根据自身条件而定，殷元德在家学了不少老生戏，他被分到了老生组，跟刘盛通、张连福老师学戏。刘盛通教授开蒙戏，如《百寿图》《金马门》《马鞍山》等，张连福教得程度深一些，如《二进宫》《汾河湾》《击鼓骂曹》。

        当年的“富连成”虽无教学大纲，却有一整套教学体系。入科一两年的孩子童声音高，所学戏多为娃娃调，对“上口字”要求不严，以唱准为限。进科三四年的学生当文武戏兼授，如《天水关》《凤鸣关》《斩郑文》《泗水关》等半文半武戏。五六年级则学应工大戏，如《定军山》《四郎探母》《失空斩》等。对学生的要求更高了，不但要学好“唱、念、做”，更要讲究“劲儿、味儿、份儿”。

        科班的生活很艰苦，学生们天不亮即起床练功，边学戏边演出，演出地点以“广和楼”居多。辛苦一天的学生们，铺开练功毯当床，每晚睡在硬毯上。

        学戏时殷元德唱老生，一旦排起戏来就由不得他了。“富连成”经常请已出科的名演员帮着排戏。老师们现场挑演员，殷元德个子高，每次排戏他都被挑去陪着上一科的师兄们打武戏。演个旗牌，扮个中军，跑个龙套什么的，演过的最大角色是《五台会兄》中的杨六郎。长期当武行不能演老生戏，这使殷元德很沮丧，家里对此状况也不满意。正在此时，有熟人告诉他“文林社”缺少老生演员，愿意介绍他去。殷元德也愿意去“文林社”，凭他从小学老生戏的基础，加之在“富连成”几年的锻炼，“文林社”又急需老生演员，他没费周折就入社了。因殷元德进“富连成”时没有“写字”，“富连成”也就没有追究。

    与谭大师的深情厚谊

        在坐科“文林社”期间，殷宝忠有幸见到谭富英，并连续几天看他的拿手好戏。那时“北京文林社科班”来到汉口在“天声舞台”流动演出，没过几天，谭富英率北京“扶椿社”剧团也来到汉口，在“天声舞台”对面的一个剧场演出。因“文林社”南下之行操办人是陈椿龄，陈是“扶椿社”的总管，有了这层关系，“文林社”与“扶椿社”如同一家。谭剧团到汉口的头一天，“文林社”请“扶椿社”的全体演职员看自己科班演出的《八大锤》，殷宝忠在剧中扮演王佐。戏演完后，谭先生到后台看望大家，说了一番鼓励的话，并与同学们合影留念，这是殷宝忠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谭富英。

        在谭富英汉口演出的日子里，殷宝忠抓住机会学戏，只要不演戏，他就跑到后台观摩谭富英演出，从化装、穿戏装到扮相表演，点滴不漏地仔细观察和学习，使他加深了对谭派艺术的了解。

        谭富英的老生应工在当时如日中天，打炮戏是《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每逢演出他的拿手戏《四郎探母》《战太平》《奇冤报》，都要临时加价，演出场面十分火爆。在北京“哈尔飞”剧院演出时，台下座满，过道站满，连戏台上都坐上人。殷宝忠看《四郎探母》戏中谭富英扮演的杨四郎时，亲身感受到其唱功的讲究和魅力，快板的脆儿、劲儿、味儿十足，他在唱“站立宫门叫小番”的“番”字时，在原唱音高的基础上，再高八度用真嗓唱出，立音的震撼力非同一般。谭先生做戏适度、唱腔从容，许多绝活至今无人与其匹敌。从那时起，拜谭富英为师，学他的演唱技艺，成了殷宝忠的向往。

谭富英、殷宝忠师徒合影

        1957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回国向祖国人民汇报演出，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当裘盛戎向谭富英推荐志愿军京剧团的殷宝忠时，谭富英欣然同意了殷宝忠的请求。8月27日，由裘盛戎在北京著名的“鸿宾楼”饭店（梨园界拜师仪式多在此举行）主持了拜师仪式，许多京剧界的名角、著名琴师参加了仪式，拜师仪式热闹非凡。同时一起拜师的还有李瑛拜张君秋先生，安辉拜李多奎先生。

        谭富英对殷宝忠关爱有加，平时他练唱吊嗓儿，除伴奏的胡琴师外，他人不能人内，连月琴师也不例外，却允许殷宝忠进室内学习观摩。教戏时，谭先生亲自操琴，一板一眼地教唱，一句唱腔，一个气口都十分严格：“这个字韵处理的不合适”，“这句应该这样唱”，把谭派看家戏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诸如《奇冤报》《洪洋洞》《碰碑》《将相和》等。谭先生的爱子谭元寿曾多次对殷宝忠说：“师哥您在咱们家是特殊待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师徒感情更加深厚，殷宝忠成了谭家的常客，即便是殷宝忠后来调到山东工作，也经常去北京老师家看望和向他请教。

        1962年，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要到山东收徒传艺，剧团安排殷宝忠陪尚先生唱戏。尚小云要演什么剧目，事先并未得知。谭富英曾与尚小云合作演出多年，对其戏路很熟就把尚小云可能演的剧目都给殷宝忠捋了一遍，包括《御碑亭》《汾河湾》《红鬃烈马》《二进宫》等。尚小云来到山东点戏上演《红鬃烈马》，殷宝忠全力以赴有备应工。幕落戏终，尚小云很高兴，握着殷宝忠的手说：“几十年前，我和你老师经常演《红鬃烈马》，今天你演的好多地方和你老师很像。”殷宝忠说出了他为此次演出专程赴京请老师指导的过程，尚小云对殷宝忠的认真态度表示肯定，并鼓励他继续努力，使谭派艺术传承光大。

        人生如戏，学戏做人。殷宝忠在与谭富英老师的接触中，除了学习博大精深的谭派艺术，也感受到谭先生平凡而高尚的人格魅力。殷宝忠与谭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所有话题都是戏，谭先生从来不惘然评论别的流派。

        谭先生很重情义，有位老琴师因年迈已明显不适合为他伴奏了，先生身边的不少人出于好意，劝他换一个更适合的琴师。但谭先生一直不肯换人：“他好的时候陪伴了我，现在不行了我把他辞掉，我说不出口啊！”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老琴师自己主动要求不再上台操琴，谭先生才从香港请来原余叔岩先生的琴师王瑞芝作自己的琴师。

        谭富英虽然名气很大，做人却十分低调。建国后历次政治风波他都避讳，通知开会，谭先生以身体不适婉言推辞。“文革”时期，江青掌握着文化大权，谭先生的儿子谭元寿担当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主角郭建光颇受江青的赏识，谭先生时常告诫儿子：“咱就是唱戏，把戏唱好，别的什么也别沾！”谭先生对待艺术严肃认真，待人接物不失大师风范，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了殷宝忠的脑海中。

    传承发展，再传承再发展

        1984年，殷宝忠调到山东省戏剧学校任校长，他的工作重心从演员、导演、编剧，转为戏剧教育及培养戏剧人才。戏校是一所戏剧综合类学校，其中设有京剧专业班、京剧进修班和由几届优秀毕业生组成的青年京剧实习队。在处理繁重的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殷宝忠对京剧专业倾注了不少的精力，他亲临教室亲自执教，对学生的身训、口训、规范唱腔、提高基本功训练标准等提出具体要求，提高低年级学生的“四功”（唱、念、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的训练，要求文武戏并重，力争全面发展。

        殷宝忠主张“戏不离技、技不离戏”，尽可能多地为学生们提供演出实践的机会，增长舞台经验和艺术才干。他们先后排练了《四郎探母》《红鬃烈马》《将相和》等剧目，还请京剧名家来戏校指导排戏。通过经常性地带领学生们到全省各地演出，明显地增强了学生们的演艺水平和艺术造诣。

        戏校教育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京剧演员，在山东省京剧演艺界储备了一定数量的后备力量，其中有些学生毕业后经过自己刻苦努力，成为了国家、省戏剧学院、艺术学院的领导。殷宝忠亲授弟子中有的获得了“梅花奖”、“梅兰芳金奖”及其他奖项，不少人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

        殷宝忠常为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禁演传统京剧而深感遗憾，而说到京剧现状，他更是难掩忧虑之情。他认为，“文革”以后京剧艺术未见有所突破，台上所演仍是前辈们留下的剧目，甚至未见超过“样板戏”中脍炙人口的唱段，国家花巨资振兴京剧收效甚微。京剧要生存必须走“继承发展，再继承再发展之路”，如只继承模仿，不发展创新，京剧只能是死水一潭，没有出路。殷宝忠举例说，旧时京城有位戏人模仿谭鑫培的唱腔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灌制的唱片拿给谭鑫培听，谭竟说是自己所唱。即使这样，后来这位戏人连个名字也没留下来。谭鑫培的学生余叔岩，在全面吸收老师唱法的基础上，依据自身条件，走适合自己的戏路，最终独创余派。还有一例可佐证此理，梅兰芳的学生徐碧云，学成后几乎不唱梅兰芳的名戏，他惟一常演的是由梅兰芳唱红的戏《玉堂春》，所唱所演与老师梅兰芳大相径庭，然而，他仍红遍京城，被公认为“五大名伶”之一。

        谈及京剧流派，殷宝忠有自己的见解：就唱功而言，在板式相同的情况下，迥异的唱法形成了各自的唱派。殷宝忠认为，初学京剧要广学博收，不应单攻一派，有了深厚的戏功基础，加之用心研究和感悟，才能在自己应工行当中有所斩获。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殷宝忠就是此规律的忠实践行者。

    （摘自《春秋》201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