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人物的历史重塑

马连良先生扮演的王延龄

京剧《打龙袍》中王延龄奏事

京剧《铡美案》中王延龄劝说陈世美

        在上述文学艺术作品中，王延龄身份之尊贵、地位之显赫，在历代以北宋前四朝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堪称绝无仅有：古典小说、评书和戏曲中，他是北宋开国丞相；他历仕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均任宰相，是四朝元老，且“忠心秉政”；在传统评书、戏曲《杨家将》故事中，他面对辽国侵略，出班奏本，力主抗战，并鼎力支持杨家将；在传统戏曲《潘杨讼》中，他荐举、提携下邽县令寇准审判太师潘仁美，最终为杨家冤案昭雪；在有关包公案的小说、评书和戏曲中，他荐举包拯担任龙图阁大学士和开封府尹，并不断提携和关照包拯、支持包拯秉公断案；在传统戏曲《秦香莲》中，他巧设拜寿之计规劝驸马陈世美认下秦香莲，在被拒绝之后，他将自己的一纸扇交给秦香莲，嘱她到开封府尹包拯处去告状；在传统评书、戏曲《呼家将》故事中，他怒斥奸贼庞文，力荐呼延丕显挂帅出征；在呼家将惨遭奸臣诬陷，满门被抄斩的紧要关头，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呼延守信、呼延守用两位忠良之后隐藏在官轿之内，得以逃生;在鼓书、评书《呼延庆打擂》和戏曲《忠烈千秋》中，王延龄更是以宋仁宗的老师身份，上朝保本，先用先皇御赐龙头拐杖痛打奸贼庞文，并在劝谏仁宗未果之后，怒撞盘龙柱，血染金殿。

        在以上的小说、评书、戏曲中，王延龄功高德劭，宽厚仁慈，刚直不阿，清正廉明，做事果断，每当奸臣窃国、忠良蒙难或社稷倾颓的紧要关头，这位王老丞相便挺身而出，凭借元老身份和地位，主持正义、惩恶扬善、重振朝纲，此时读者、听众、观众一定会对正义凛然的剧中人报以热烈掌声。

        但这样一位通过评书讲坛和戏剧舞台而活跃在人民心中几百年的重要人物，却系虚构！不过在《宋史》中虽然找不到一个完全与之吻合的人物，却有几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事迹与王延龄人物故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基本断定，王延龄这一理想人物，正是这几位历史人物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多元一体”整合创作的结果。

        在文艺作品中，四朝元老“王延龄”，本名王苞，延龄应是其表字；作为丞相，名列赵普之前。评书《杨家将全传》 开篇即叙述太宗朝太平兴国年间故事，并称王苞为左班大丞相。按照宋代职官制度，北宋时期并无左右丞相之分。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改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金、元、明初均沿袭南宋，设立左、右丞相，以左丞相为大。评书戏曲常常移花接木，取后世职官名称命名前朝。

        查看《宋史》，太祖朝十七年（960—976年）共有宰相6人：范质、王溥、魏仁浦、赵普、薛居正、沈义伦。太宗朝二十二年（976—997年）宰相9人：薛居正、沈义伦、卢多逊、赵普、宋琪、李昉、吕蒙正、张齐贤、吕端。其中，名列赵普之前，资历、地位高于赵普的王姓宰相，只有太祖朝王溥。 一代名相王溥曾历任后周太祖、世宗、恭帝和宋太祖——两代四朝宰相，这与评书、戏曲中王延龄“四朝元老”的经历、身份一致；《宋史·王溥传》载，王溥于乾德二年（964年）正月罢相，任太子少保，开宝二年（969年）十月，迁太子太师，尽管此时的太子不是宋仁宗，但王溥这一任职阅历，完全可以看作是评书戏曲中王延龄“是宋仁宗的老师” 这一事迹的创作演绎之依据。

        历仕四朝的宰相，除太祖朝王溥之外，尚有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文彦博。十分巧合的是两位名相均为山西晋中人。文彦博出任宰相50年之久，享得高龄92岁，被史学家称为宋朝第一名相。《宋史·文彦博传》载：“文彦博立朝端重，顾盼有威，远人来朝，仰望风采。”这与评书、戏曲中王延龄刚直不阿、德高望重的事迹和形象相符。不仅如此，文彦博与包拯关系极为密切，文彦博与包拯同年考中进士。文彦博支持、提携包拯的故事还被编入文学作品中。

        于是，可以断定：后代的小说、评书和戏曲艺术家们，以文彦博历仕四朝、享得高龄为基本框架，再综合太祖朝王溥以及真宗朝王旦、仁宗朝王曾的相关事迹，以杨家将、呼家将和包公故事为线索，整合出四朝元老、仁宗太师、寇准包拯恩师王延龄这样一位老丞相的艺术形象。

        中国古代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一般都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虚实结合，其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是如此，尽管有虚构夸大的成分，但一般必有所本。如以杨家将故事改编的中国传统评书戏曲中，其所创造的人物形象，都是以历史人物真实名字、真实故事为原型，加以修饰改造。如佘太君，历史上杨业之夫人本为折太君，折、佘音近；穆桂英，杨文广之妻为慕容氏，穆、慕音同;还有杨延昭之于杨延景，潘美之于潘仁美，庞籍之于庞吉，呼延必显之于呼延丕显，如此种种。评书、戏曲创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照应虚实结合这一创作原则，毕竟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并不等同于历史人物，但既然是历史题材，又取素材于历史，为了增强历史感，必须照顾到历史原型，尽管可以虚实相映、移花接木、合众为一甚至张冠李戴，却一般不会随意杜撰人物事迹，如此手法，几成惯例。这也成为中国古代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